創新國際學院於11月29日在綜合大樓舉辦Mike Chinoy 新書《Are You With Me ? Kevin Boyle and the Rise of the Human Rights Movement》的發表會。活動開始由主持人、聯合國法律顧問及人權專家、本院兼任副教授張佳康簡略介紹本次活動與自我介紹後，副院長連賢明接續著深入描述本次活動的主旨與期許。本次活動恰逢「白紙革命」，再一次的強調除關注國內發生的事情，關心臺灣以外的人與事件是重要的。
張佳康針對Mike Chinoy的背景進行補充，其為前CNN記者，也是南加州大學美中研究機構的資深常駐研究員，更有學術研究者、教授、作家和電影製作人等多重身分。張佳康另說明本活動與談人、社科院政治系副教授、人權法專家翁燕菁，正是其與Mike Chinoy的中間人。
Mike Chinoy大學時期曾參與反越戰運動，機緣下得知北愛爾蘭存在與非裔美籍相似的歧視問題，親身前往北愛爾蘭參與抗爭運動並結識Kevin Boyle。交情深遠的Mike Chinoy在其死後多年，搜集資料、整理文獻、進行訪談，意圖拼湊出Kevin Boyle的一生。在國際人權動盪不安的時代，這個從北愛爾蘭延伸至國際人權的故事，相當有啟發性。
當時的北愛爾蘭由新教政府掌權，天主教愛國者長期備受壓迫，無論是工作權、投票權還是平等權都未被保障。受美國平權運動激勵，主動開始訴求平等。然而新教政府將此行動視為天主教徒反抗的策略，以暴力強行鎮壓天主教徒的和平示威。紛爭加劇下，英國政府於1969年派遣政府軍前來維持秩序。起初天主教徒相當歡迎前來維持和平的政府軍，但政府軍無意協助天主教徒的訴求，反而希望穩定的持續當時的社會形態。認定英軍偏袒新教徒，原以防禦為主的臨時愛爾蘭共和軍轉而開始對英國政府軍施以恐怖攻擊，意圖將英國政權徹底逼出北愛爾蘭。最終於1972年的民權示威遊行上爆發了「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英軍向遊行人群開火造成14死15傷。該事件使北愛爾蘭對英軍徹底失望，衝突更加劇烈。英國政府隨後便解散了北愛爾蘭的自治政府，改由倫敦直接治理。
經過北愛爾蘭一連串流血衝突，Kevin Boyle意識到暴力行動並他所希望的訴求手段，由社會運動轉向以法律推動人權，在歐盟人權法庭尚未成熟的年代成為了透過歐盟推薦的領頭羊。Kevin Boyle相信不同群體只要不動用暴力，和平的行使權利，所有人都擁有自我認同的權利。Boyle的想法爲1985年的《英愛協定（Anglo-Irish Agreement）》和1998年的《耶穌受難日協議（Good Friday Peacement Agreement）》打下了知識基礎。Kevin Boyle也擔任北愛爾蘭同性平權的首要律師並為南非平權發聲，更領導了著名國際人權組織「第19條」（Article 19）。Kevin Boyle 強調，如何在對抗恐怖主義的同時保障人權是重要的。此外早在社區媒體興盛前，Kevin Boyle就提醒資訊自由並不是一種奢侈而攸關生死，必須要對社區媒體和政府濫用資訊的危害保持警惕。
翁燕菁結語時強調，研究歐洲人權者無法忽略Kevin Boyle的影響與政治司法化等重要的貢獻。政黨會無所不用其極，試圖讓民眾相信自己宣稱是正確的，但來到法庭，這些宣傳與立場便不再有效。法庭上講求的是鐵證，對於政府的行為，法庭需要正式、正當的論述與原因支持，無法以模糊的原因帶過。例如：為了維護安全，是否真的有採取酷刑的必要性？走上街頭可以吸引到注意力，但也會使政府的關注更深，未必能帶來改變，但所有人都會聽從法庭的判決。司法在人權運動中扮演的角色，是重要的。所有人都可以藉由司法，合法的提出由鐵證支持的論述。
在最後問答時間，Mike Chinoy針對當法庭無法信任，司法體制不夠強大要如何推動人權？與Kevin Boyle 對於東亞人權是否有任何評論等兩個問題做出回答。他表示當意識到國家法律的不足後，可以反以基本原則去挑戰法律。雖然國際人權組織的施壓未必能馬上帶來改變，但那是一個漸進、持續的過程。當國家無法被信任，普世價值、區域和國際組織是重要的。雖然東亞並非Kevin Boyle主要的活動範圍，但曾拜訪中國，在更開放的時期針對人權與聯合國的體制發表演講，希望中國能夠參考；在昔日與聽眾的互動中，也留下他更確信人權不僅是一個西方價值的論述。
